2008年8月5日
华生mm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刘杉mm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经济学博士
主持人刘杉:大家好,这里是搜狐改革30年30人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家华生教授.我简单先介绍一下华生教授,华生教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校长,他兼任中国侨商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兼职教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生教授他经历了30年改革的重大进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三项制度变革中,华生教授是主要的理论提出者和推动者,这三项制度变革包括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首先请华教授和大家打个招呼.
华生:大家下午好.
第一部分 "双轨制"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必然选择
刘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8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叫做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应该是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或者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我们现在就请华生教授谈一谈当时为什么要提出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如果没有双轨制,那么价格改革能不能推动,或者说能不能有所突破.
火柴调价惊动政治局 计划经济不得不变
华生:当时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背景提出来是在1984年,那个时候还是改革初期,1984年以前中国是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基本上应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国家来规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火柴,当时火柴一盒是两分钱,火柴的价格要变动,政治局会议就讨论,当时大家的观念是我们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价格稳定,像火柴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个人使用的东西,尽管很小,但是要上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谈价格能不能动,它对整个社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那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小平讲这个全会提出了一些新东西,是老祖宗没有的,主要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提出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作为落脚点,实际上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这句话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市场经济在那个时候,高层意见不是完全统一,但是能够在这个上面统一思想,小平当时就说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是过去所没有的,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东西.在这个背景下,要从计划经济为主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面来,怎么转,显然,不可能一下子把价格放开,跳到市场经济,第一是条件不允许,所有东西都是计划管制的,一下放开了以后,社会会混乱到什么程度,这是从效果上来说.从政策指导思想上,也不可能,你想我们刚刚统一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可以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是商品经济,还是有计划的,你怎么可能说国家什么都不管呢,那肯定也不行.在这个方向上怎么改,就变成一个当时整个经济改革面临的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做?
莫干山会议谋划改革思路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改革的实践也在推动,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乡镇企业,那个时候都是集体乡镇企业,发展的很快,包括像现在我们讲的煤矿,小煤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80年代初期,农村经营小煤窑,乡镇企业开始挖煤,为缓解煤炭供应紧张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客观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农村小煤矿产的煤,他卖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如果市场紧俏了可能价格就会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合法的,煤炭价格,国家是有一个规定价格的.当时实践上存在着这个推动,就是说84年提出来,从农村改革转到以城市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城市改革第一个难点碰到的也是价格,如果价格都是死的,那市场经济怎么搞?没法搞.所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84年,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被称为莫干山会议,当时是由中青年的骨干组织的,有些重要人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中央领导了,比如王岐山、马凯,省部级的更多,都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和主要的组织者.
刘杉:应该说那个年代经济学最活跃的就是这帮中青年的学者.
华生:对,因为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所以最初的好多力量都是跟农村改革有关系,所以有农村发展组,有农村政研室,当时王岐山就在农村政研室工作,我们记得我们研究生到全国搞调研,要领钱就到王岐山那儿领钱,利用暑假、寒假到全国农村做调研,调研回来把报告交给他.他当时就有这个背景,这样再转向城市改革的时候,由媒体出面,我记不得是不是有工商时报.
刘杉:84年还没有.
华生:大概有十多家媒体,有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有十几家媒体,那个时候媒体很少,只有官方媒体.十几家媒体出面组织,实际上是这批中青年在谋划,这个会议显然背景很不一样,因为很多领导人的秘书都到会议上去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这么一个大的突破性的发展,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发挥全国中青年的作用.当时面向全国征文参会,寄来了好象是好几千篇论文,1.85无英雄,根据论文选人,选了一两百人.这样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在会上当时有好多专题,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价格改革,有农村改革等等,分了十多个专题.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莫干山上见面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人,有些人我们以前没见过,大家都在那儿碰见,大多数应该说都是研究生,像我们都是研究生.
刘杉:那个年代的研究生都是有过工作经历的.
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应时而生
华生:跟现在不一样,差不多都有了十多年以上农村工厂的经历.所以在会上面,关于价格改革提出两条思路,一个就是以调为主的思路,这个像田源,他当时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在国务院价格中心,考虑了这些思路,调整这个价格.会上李剑阁也去了,他们说不能大调,要小调,小步多调,逐步接近市场均衡价格,我们在会上把这个叫调派,目标大家是一致的,怎么逐步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靠近,有的是通过一次两次大幅调动,还有一种是小步快调,逐步接近市场价格.另外一种思路是放开,就是说把市场价格放开.一开始是调派和放派竞争的非常激烈.后来我们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但不是一个单位的,主要以我们社科院学经济的研究生为主,好几个所,然后再加上人民大学的蒋跃,我们凑在一起,大家都是年轻人,讨论的非常热烈,后来我们觉得调、放,都有它的道理,但是好象都有它的缺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了放调结合,就是把调和放结合起来,计划外的部分放开,计划内的部分调整,加快这两个价格合轨来考虑.所以又给起个名字叫"放调结合双轨制",在会上就提出了"双轨制".提出来以后,在会上是得到很大的共鸣,就是中青年,不光是搞价格,搞其他的研究的,可能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国情更适合双轨过渡.会上提出来过后,正好当时是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到杭州,会议组织代表向张劲夫汇报会议讨论结果,就把我派去了,去汇报价格.
刘杉:派了三个不同的代表?
华生:不,价格就一个,大概十个组.一共去了七、八人.
刘杉:应该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有一些共识了.
华生:那肯定是有共识,不然也不会这么派.我代表价格组去汇报双轨制.我印象张劲夫没有表态,当场没有表态,但是他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双轨制怎么讲,放开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问了很多问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汇报的时候,他是站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听我们汇报.从来都是领导坐在那儿,没有见过领导踱着步听汇报的.后来我们知道他一回北京,就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双轨制放调结合,他认为这是一条路子.所以后来会议结束了以后写报告,会议总报告,有关价格改革的专题,包括每一个专题都有一个报告,但是价格这个下面还附了两个不同思路的改革,一个是我写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还有一个好象是田源写的以调为主的思路.放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没写,我估计可能是有些过激吧,可能是这样,所以就附了两份报告.也可见,其他的报告都没有,其他各个专题报告下面都没有分报告,只有价格,第一当时说明了是会议的焦点,另外也是价格专题争论的最激烈,因为一个报告不能概括这些不同的观点.后来这个报告送到北京来以后,很快张劲夫就做了批示,认为有非常大的价值.原话我记不清了,后来很快国务院领导也做了批示,这样从85年2月开始,中国就开始取消对计划外的价格控制,计划内调价也加大了力度,再放开计划外价格的控制,一方面内部在调,一方面外部在放,这个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改革的开始.85年2、3月份,国务院下的这个文.85年4月,国家物价局长作了一个放调结合推进价格改革的电视讲话.所以大概双轨制起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真正围绕双轨制的争论是85年以后.因为过去没有这个,也就没有争论.一出来以后,争论就很大.首先在理论界看法不一,说双轨制非驴非马,算个什么东西,又不是计划又不是市场,批评比较多,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对这个也是持否定态度,我们国家有些经济学家也不太以为然.
刘杉:世界银行应该是比较主张市场化的改革,他们为什么否定?
"价格闯关"遭遇滑铁卢,"双轨制"和平演变突破价格关口
华生:他们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觉得双轨制这个好象说不太清楚,规范里面没有这个,西方经济学里面没有双轨制的.我们国内也有一批人,他们主张全面配套改革,就认为双轨制这个是一个冲突性的道路,应该是用全面配套来改革价格、税收、财务统一动作,过渡到一个新体制.所以从85年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争论,真正的争论是从85年开始的.加上双轨制实行过程当中由于两种价格并存,有倒买倒卖的现象,也增加了社会上的批评.所以这样,从85年到88年,关于这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就是对双轨制究竟怎么看.当然我们是后来在经济研究上写了很多文章,包括给中央写的报告,实际上价格双轨制仅仅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双轨制的过渡是跟中国这种双重体制并存这种转换是互相适应的现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既然你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能一步跳过去,双重体制并存,逐步的削弱计划经济,逐步的增加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一定是会存在的,所以双轨制实际是我们国家双重体制过渡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查了我们85年给中央写的报告,我们说双轨制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我们找到了冲突性较小,兼容性很大的转轨模式.当然反对的人就说这个冲突性很大,举了个典型例子批评,好象是在同一条路上开车,既可以靠着左边开,又可以靠着右边开,肯定到处都是撞车.所以80年代争论很大.应该说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也是在权衡.在一段时期当中,应该说想迅速的转换新体制的思路占了上风,那些人不认为双轨制是一种改革,或者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在88年有一个价格闯关.价格闯关,大家知道,由于价格闯关触发了通货膨胀预期起来,出现了全国的大抢购,闯关时间不长就停止了.应该说88年价格闯关是失败的,与89年的风波应该说有直接的联系,就是通货膨胀预期起来,造成了社会经济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89年之后陷入治理整顿,这个时候也没有人谈闯关,也没有人谈双轨制.一直到92年,小平同志南巡,提出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要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到92年,市场化改革拉开的时候,大家认为经济改革最困难、最危险的关就是价格改革关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就是说88年要闯没闯成,92年再回过头看,中国确实是通过双轨制的过渡把这个大关无形当中给消化了.
刘杉:是不是就是89年以后关于计划那块在逐渐的缩小?
华生:是这样的,实际上双轨制就是此消彼长.最初双轨制提出来的设想就是计划内的部分,不断的上调它的价格跟计划外靠拢,增量的部分都是计划外的,计划外的部分越来越大,计划内的部分就是不变小,它比例也在变小.双轨制最初我们提出来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那么也差不多是90年左右.当然由于89风波,包括治理整顿,很难说89以后的治理整顿是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小平同志92年也不会去讲要思想解放.应该说治理整顿的时候是有一些回潮,大家认识有一点反复,但是可以看到即使在反复过程当中,由于市场增量的部分,放开了以后,一年一年它的比例就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样在92年以后这个问题就消于无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90年代中期之后,包括到现在,80年代当时对双轨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双轨制,国内基本上是否定态度占主导地位的.等到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从国际上开始转向,认为中国的改革过渡,包括双轨制过渡有它的可取之处.而且从结果上来看也比较成功.
"双轨制"改革没有完全完成
华生:这些年来,包括一些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赞扬双轨制.现在经过了20多年以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更加公正一些,对双轨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更加客观一些.因为从今天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双轨制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完成.我刚才举的例子是煤炭,一开始双轨制的概念很小,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那个年代一开始说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刘杉:消费资料呢?
华生:消费资料是一个价格,那个不好两个价格.你不能到国营店买一个价,到小店又一个价,那个时候还没有私营百货.双轨制如果就价格而言主要就是指的生产资料双轨制.
刘杉:由于是生产资料双轨制,是不是有一些权力比较大的人更容易获得生产资料,他在市场上再出售这一部分获得更多的利益?
华生: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看,其实当时的情况还不这么简单.
刘杉:当时叫官倒.
华生:对,官倒.实际上它是这样,消费资料本身,客观上不太好搞双轨制,因为消费者本身的原因,只能一个价,买不到就短缺.生产资料,因为生产资料他是间接的最后被消费,所以这一块价格扭曲的情况非常严重,它又不直接威胁到消费,而我们政府最关心的是价格稳定,消费品价格的稳定,所以他很容易一有压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把这一块,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部分,他老不去动他,使它累积成越来越大的问题,生产资料价格扭曲最严重.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价格双轨制到今天也没完全解决呢?我们可以看看煤炭,84年小煤窑的价格,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小煤窑价就市场化了.我们看到今天煤炭价格还在被管制,其中煤炭价格有过自销的时候,就是你根本不用管制,完全市场化了.但是等到煤炭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这也是自然的,市场毕竟是永远在变化的.行政力量,有一个自然的取向,就是说即使这个价格,双轨制过渡完全过渡到市场化了,他也有一个倾向,他会去控制,控制的结果又产生一个新的双轨制.它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这一块,当政府比较多的考虑到消费者的价格稳定的时候,他容易采取控制的手段,使得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真正的市场需求价格脱节.这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的情况,就是所谓合同电煤和市场煤价格的差别.
刘杉: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华生:从这一点来看,你就更知道,很多人说当时为什么不搞市场价格,你看我们搞到今天,电煤还没有搞市场价格呢,你就知道这个里面它涉及了多少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不是你刚才提的简单的个人的利害关系,说这样搞了以后,好,我可以赚钱,可以卖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主要是从政府、国家的角度,他们要考虑社会稳定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措施.这个措施这样采取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你不要怕,你就让他涨上去,涨上去,政府会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影响到消费者.真正考虑是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某人控制了煤炭,因此他想搞双轨制比较好,英雄合击发布网,我可以多卖一些钱,这个不符合事实.你看看今天就知道了.实际情况,应该说今天和80年代还大不一样,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煤炭,大部分小煤矿,提供了将近一半煤炭量的煤矿大家知道都是私人所有,今天应该说他有更大的动力去倒卖,我们今天不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政府鼓励倒卖,而是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在80年代的时候,尽管那个时候大家叫官倒,实际上80年代私营经济基本上没有,有个体户,个体户基本上倒卖的是消费品,所以那个时候所谓双轨制造成的倒卖的好处,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了当时国企和集体企业身上.
刘杉:双轨制因为有了倒卖,使集体企业也得到了发展.
华生:对,特别是当时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如果没有双轨制,当时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拿不到国家计划,那就没法发展了.倒卖就是改革前被打击的投机倒把.
刘杉:当时是所有制歧视的,计划只给国有企业,像农村这样大批的乡镇企业都没有计划内的生产资料.
华生:对,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容易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就说双轨制你看他们倒卖一下赚了多少钱,都落到私人腰包里去了,实际上那个年代还没有民营企业,所以那个倒卖,倒出来的好处都被国企,被正在改革的国企、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得到了.
刘杉:应该说它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萌芽.
华生:对,实际上他促进了市场化这一部分的发展.
刘杉:就是市场和消费品都属于市场化这一块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当时就认为是官倒,官倒通过倒卖批文,然后发了财了,但是我们客观的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对推动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就是非计划内的那部分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生:而且对计划内的企业逐步推动他们走向市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你原来是一个大国企,所有的产品卖出来,比如钢,统统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双轨制出来了,好,国家每年给你收购1000万,你给他,超产的部分可以按照市场价去卖高价,这对国营企业转变思路,了解市场,接受市场规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和一个推动的力量.
刘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价格信号,来刺激了他,成为一种价格激励机制.
华生:对.
第二部分 国企改革要在资本和经营上有重大突破
刘杉:说到国有企业,我记得您是85年提出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个改革对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华生:当时大的背景是随着价格改革,实际上我们是同时提出来的,价格改革一展开,双轨制展开以后,我们就提出来所有制改革和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造,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资本市场还没有,私有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刘杉:当时私有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只有个体户,当时我记得个体户雇多少工人,算不算剥削.
华生:对,雇七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当时我们提出来在国有经济大的框架下面所有制经济怎么做改革,就提出来要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我们提出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各级要建立整个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国有资产的管理要用资产的增值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刘杉:应该说这个理论提的还是比较超前的.
华生:对,那是85年.
刘杉: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华生:当时提出来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从管人转为管资产,把行政和出资职能分开.一个是在考评办法上面要进行资产的评估,要讲究资产经营责任,经营者要用招聘和竞聘的办法来选择经营者,把这几项总结起来叫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当时讲了,说这跟股份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话里面还说了,如果是国家控股的,那么资产经营责任制离股份制只有半步之遥,就是跟它差不多了,你一旦有了其他的多元化的投资者,自然你就是股份制,没有多元化的投资者,国家也要通过资产这个渠道来管理企业,而不是用行政管理的手段.这个提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在全国很多城市还做了一些试点,当然是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面,我自己还去了沈阳,在沈阳市做试点,在重庆做试点,当时肖秧当市长,在武汉也做试点.在80年代没有推起来,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资本市场完全没有.大家对于国有企业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产权所有者、出资人这些概念,都不太能够接受,我记得我汇报的时候,在专列上向国务院的几位领导汇报,就是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一个领导就问我,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我所有的钱都是在财政部的口袋里,你现在让我再搞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不是把这个钱装到另外一个口袋,多一个口袋,究竟有什么用呢?你就从这个问题你就能看出来,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反正这个钱要交给财政的,为什么要搞出资人呢,都是国家的嘛,多搞一个部门,多搞一个系统有什么意义,当时大家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88年还是成立了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当然这个局跟我们想的总局低了一个格了.
刘杉:是个副部级的.
华生:而且主要是做政策研究的,并不是像我们讲的唯一的对资产经营、增值负责的,实际上是比今天国资委还厉害的这么一个部门,就是他唯一的来掌控国有资产.
刘杉:您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独立于财政部的.
华生:当时我们也没有完全说他是独立的,但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应该跟公共财政分开来,是掌管着全部的国有资产,他对全部的国有资产的增值、发展负责任.
刘杉:实际上把钱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做公共财政,花钱的,一部分就是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华生:用国有资产来挣钱的.当时在80年代,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做了试点,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我们85年提出来,一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党的代表大会上才正式提出来要建立国有出资人的制度.这个时候的条件显然就不同了,因为资本市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个改革,我的观点是并没有完成,当时我提出来资产经营责任制,后来我还写过文章,到90年代以后,我说要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经营,在今天的情况下就要做国有资本的经营了,是资本经营.因为在资本这个层次上才能够跟多种产权结构,多种资本融合,才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的现状,应该说就连我们唯一的对资产负责的这么一个出资人制度,目前还并不完备,或者说还很不完备.现在在这方面,也是我准备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实际上不仅是以前提出了一些东西还没有做到,当时提出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实际上是需要在资本的管理、经营这个方面,应该还要有大的突破,中国的国企改革、所有制的改革才能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是前30年可能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刘杉:您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改革,89年之前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您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当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决策,87年就出国了,出国待的时间好象还比较长.
华生:不过我88年回来了大半年.然后一直到93、94年以后,在国外有七、八年,给自己充电.
第三部分 股改很成功
刘杉:那一段也是潜心的研究了一些东西,那段历史也比较特殊一些.所以现在大家对股权分置改革比较担心,尤其是从前两年开始正式搞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市又经历了一个涨的比较快速,调整的也比较快,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您写了很多的理论文章,极大的推动了这个过程,但是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股权分置改革做的是比较恰当的还是快了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想到,急于求成了?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大小非减持的问题,那个时候大家都应该意识到市场供给增加了,均衡价格应该是往下移动的,您谈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华生:这是我回国以后,90年代中期回国以后,94、95年回来,开始关注中国的一些问题.在国外,当然在牛津大学、剑桥学了很多经济学,接触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潜心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我87年去正好是撒切尔搞私有化的时候,让国有企业上市,我也参与了伦敦的资本市场.
刘杉:那个时候大家对撒切尔的私有化理论非常热烈.
华生:对,为什么会参与呢?因为英国人很讲公平的,就是留学生到那儿一样可以申购股票,就是国企上市,全国人民平均分配.
刘杉:留学生他不是当地的纳税人,也没有国籍,也可以参与?
华生:都可以,只要一个人有一个地址,是当时在英国居住的,合法居住的个人都有权申购.
刘杉:但是您的资金他会限制来源吗?
华生:不限制.
刘杉: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如果您是当地的长期的居住者,从国内弄一批资金过去可以吗?
华生:我告诉你,是可以的,仿盛大传奇私服,但是他当时,比如像英国钢铁、英国铁路、英国水务这些都上市,国企上市要给大家一点折扣,这样全国人民申购就很踊跃,包括我们在内,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那个时候可能全英加起来可能万把人不得了了.你钱多他不在乎,申购的时候,比如一共有5亿股拿出来申购,结果大家申购要500亿股,5亿不够分,他有一个办法,5亿不够分,他一看,他说凡是申购超过一万股的一股都不给,再看,一千股到一万股的,好,一个人给500股,一千股以内的,每人给300股.他是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你钱多了是没用的,不要说你是中国人钱多,英国人钱更多,那个年代中国人不会钱多,我们就是靠奖学金.
刘杉:那个时候您申购到了吗?
华生:申购到了.小额申购者一定会中签的,比如你就申购500股,全国平均分配有200股,你一定会有200股.这也是我回国写的第一篇文章,还不是写的股权分置,写的是这个,写的是《股票发行讲一点社会主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