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月18日 起源：光亮网-《光明日报》

　　70年代是毛泽东晚年指点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绩的时期。他在复杂剧烈的国际斗争中，警惕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超级大国的压力，坚决地捍卫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他实施正确的外交政策调整，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博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矗立于东方，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外交的战略指导，凝集着他性命最后几年里思考国际问题和中国发展的血汗智慧，成为他终生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先进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的一部门。

　　着眼全球，抓住美苏争霸世界的主要矛盾，促进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构成

　　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春天，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忽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部队入侵中国国土瑰宝岛，这两件事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极大震撼，也使中国的国家保险问题更加突出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抄和战争威逼。推行仇视中国政策的美国赖在中国领土台湾不走，还一直扩大侵犯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对中国平安构成严峻威胁。在中国北面，苏联为了推行其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寰球战略，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增派重兵驻扎在中苏边疆和蒙古，直至挑起至宝岛事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中苏边界的流血摩擦进一步表明，中苏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战争的边沿。苏联既然可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它就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吗?美国和苏联会联合反对中国，向中国发动大范围的进攻吗?这些问题尖利而紧急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眼前。当时党中央内部有一种看法认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火烧眉毛。

　　在此之前，中国固然一直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在对外政策上仍是把苏联与美国加以差别，把中苏两党的分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在世界规模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美国事全世界人民最凶狠的敌人。当初，在苏联涌现了一桩又一桩侵略行动后，中国领导人不得错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战争威胁从新加以思考。如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这时期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思考的核心。

　　毛泽东注意到，60年代末的世界格局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比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争霸世界而在一些地区挑起战争，其它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日、意、西德等正力求摆脱超级大国的节制，并不想卷入战争。从美国和苏联的情况看，美国在全世界到处伸手，是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兵力疏散，只能打些小仗，已经深陷于侵越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苏联则在迅速地裁减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凭借进行扩张。现实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定的基础上可以和平共处;社会制度雷同的国家也可以因利益矛盾而发生战争。与中国交界的苏联向中国进行武装挑战、施加战争威胁的危险性相对说来在增大。这些事实使毛泽东感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没有过期，但是在说明当代出现的新问题时还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60年代末，在美苏争霸引起的世界动荡中，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巨变化。按照毛泽东1964年关于美苏之间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提法，“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继承风起云涌，有力地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进一步减弱了对其盟国的掌握，这不仅有利于西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快发展，而且为中国冲破美国设置的障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美苏争霸世界造成的新的战争威胁，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对，更加深入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西欧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也使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1]如何使所有反对战争的力量会合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而共同努力，又一次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

　　党的九大落幕后，毛泽东要求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元帅与他共同研讨国际形势，提出意见。周恩来根据他的思想向四位老帅作出两点唆使:脑袋里不要有框框;要亲密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2]这些情况反映出毛泽东已经感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和他重新思考国际问题时的郑重、灵活。

　　面对异样庞杂和严格的国际局势，作为国家引导人，毛泽东对一个多世纪里“谁人都能够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的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3]。为了避免这种历史重演，毛泽东提示全党记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由于对希特勒的进攻估量不足，以致苏联在苏德战役初期“吃了较多的亏”和1927年党在白色可怕到来时因为没有准备而受到重大丧失这两次教训，请求全国做好战备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大敌当前，发动、预备一下，比不准备更有利。

　　不外，毛泽东在强调存在着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时，并没有把战争危险绝对化,新开网通传奇sf，他思想上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1969年前后美国为了在美苏争霸中保持有利地位，已决定调整全球战略，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靠近，试图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挑衅。毛泽东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注意到了美国的变化。他及时地将这些信息介绍给中央其余领导同志，要求大家加强研究，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4]。同时，四位老帅在研究国际形势时对于战争问题的见解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四位老帅认为，反华大战不致容易发生。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争霸世界的斗争是不可协调的、尖锐的。苏联不敢与中、美同时进行两面作战。应该利用美苏矛盾，通过谈判进行斗争，力争防止边界武装冲突。从战略上打美国牌[5]。

　　6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复杂而奥妙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的进程中，因为双方军事力量对照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美苏双方都在留神的一支力量。美国在调剂全球战略时，想应用中苏不合反抗苏联;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打破苏美战略均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的运气，而且牵动着美苏态势的变化和全部国际局势的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毛泽东既不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也不为国内一时的政治气象所左右;既不受原有思想框框的约束，也不草率从事，而是综观风波，着眼全球，衡量利弊。在稳重考虑的基础上，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高见走出了改善中国处境的重要一步。1969年3月下旬，中国政府正式告诉苏联，盼望通过会谈解决抵触。这样，在中苏两国箭拔弩张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于9月11日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见及其达成的体谅，使中苏关系有所弛缓，促成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

　　在相称严峻的形势下,1.85传奇私服网，一方面动员全国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和平协商做缓和中苏关系的努力，这是党的“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的历史教训的又一次应用"这一次中苏谈判不同于历史上的特点在于，谈判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中苏双方，而且拥有对美关系的意义。中苏政府首脑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办，使美国急起直追，加快了走向中国的步调。1969年12月，在中美谈判中断近两年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又开始了接触，约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样，如四位老帅所预言，通过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为，可能收到战略上的后果"，[6]，一个新的战略格局在1969年底初步显现出了轮廓。

　　在世界上，中国开始解脱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抗衡的局面，以不依靠于任何大国的独立姿势，成为与美苏并列的一支主要力量，初步构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初步形成，减少了中国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造成的压力，使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保卫民族好处的斗争中增长了自动性和机动性。

　　跟着中国国际环境的绝对和缓，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0年5月11日，他会见外宾时说，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枪弹，大家都不敢下手。5月20日，他在支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申明中又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然而，当前世界的主要偏向是革命。”应该看到，从号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要准备打仗，到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世界上禁止战争的因素大于动员战争的因素;从准备核大国打核战争，到看到核大国之间的彼此制约，这里，毛泽东除再次确定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作用之外，还看到了几个大国对于保持世界平衡的互相制约作用。这反映出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对世界形势估计的重要变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所说的革命，与人们通常懂得的有所不同。它主要的并不是指武装篡夺政权，变更社会轨制的内容，而是把革命作为与战争对峙的一个因素，指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止世界大战的努力。1970年7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讲道，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这里，革命内涵的变化显然与世界大战可以延缓的认识有关。既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不会发生，那么原因由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终局推上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假如发生，将会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在当前也就不存在了。当然，此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仍旧是立足于把战争与革命当作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来开展的。这或者与他不自发地沿用习习用语有关。但是此时“革命”内涵的变化及他在外交上的举动都表明，他晚年的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反对战争和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目的上了。

　　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驻华使节，转达了中国乐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该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有耐烦，要文斗不要武斗[7]。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常设代理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老是要友爱的，不能总是这么吵下去嘛!"，[8]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变化预示着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既然可以把延缓战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么，今后在世界范畴内争取更长的和平时期，使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施展更加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内建设发生了积极影响。外交工作中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推行的四周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一步得到了纠正。从1969年春天开始在全国掀起的战备高潮逐步由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本来作为各项工作中央的“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在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抓革命，促出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所代替，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

　　抓住机会，打开中美关系，加强中国的国际位置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后，中国力求通过谈判打消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为激化中苏关系作出了极大尽力。但是，苏联却在签署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等问题上一再向后倒退，甚至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域”也不否认。中苏谈判一直不能取得进展。苏联依然坚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政治高压政策。事实表明，1969年底在国际上初步浮现出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制约并平衡国际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稳定的。

　　统一时光，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仍在表示出踊跃立场。

　　为了着重应付苏联在我国北方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为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进一步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毛泽东断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会，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20多年来第一次欢送美国总统拜访北京的信息，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作出了积极反映。1971年4月，他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行将停止时，不失机机地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这一出乎世界各方预料之外的举措神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这称得上是毛泽东抓住时机，勇敢决策的一个创造。

　　在中美两国相互敌对了20多年后，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与素有“帝国主义头子”之称的美国进行接触，这不能不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是中美关系是否深入发展的要害。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前程看，要寄愿望于美国人民，但是要解决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问题，中派和左派是不行的，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因为尼克松代表垄断资本家[9]。1971年2月，他又在游览局关于招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讲演上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10]为了消除党内的思想顾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底召开会议，作出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决定。党中央在这一决定中指出:中国对美关系的方针是先当权派，后反对派;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牟取政权的可能，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又于1971年6月召动工作会议，会议转发了毛泽东从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关于纠正极左思潮的重要批示，引诱全党反对形而上学和相对化的思想方式，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加深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些认识，端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工作的基础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在世界范围内暴发革命还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从而有力地改正了党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的“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认识[11]。此外，这些认识领导人们把外交与革命区离开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义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诚然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各国的革命是各国内部的事件，要由本国人民本人进行。

　　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不仅为打开对美关系打扫了思想阻碍，也为正确处理中国与其它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内政府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同时，“文革”初期一度受到极左思潮侵害的中国与缅甸、肯尼亚等国政府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我国的宣扬工作中，诸如“为促进人类提高事业而努力”，“努力对人类作出较大奉献”等内容逐渐增多。无疑，外交工作方向的端正，是“文革”时期中国外交排除极左思潮的烦扰，敏捷打开新局面的一个重要起因。

　　在中美接触的过程中，不废弃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批评，但是又不因为这种批评就不同美国改善关系，仍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与外交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灵活性。1970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战胜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帮凶”。这一肃穆声明表明了中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决不会因为考虑对美关系的改善而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预行动迁就姑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激烈批驳，中美两国间的接触临时中断了。但是几个月后，在美国持续发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后，毛泽东仍以积极方法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响。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尊重。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美之间长期严重敌对的分歧点，是中国领导人直接面临的问题。在这些存在严峻分歧的问题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巧性联合起来，既作出必要的妥协，以促进中美两国的接触;又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绝不摇动地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出色政治家驾驭局势的不凡才干。其中，台湾问题便是一个典范。为了有利于中美高级接触，党中央从大局着眼，不把美国同台湾建交当作两国高等接触的条件条件。正如毛泽东在1973年n月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所表现的，国际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应与整个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一政策调整奠定了中美两国在存在侧重大分歧的情况下逐渐濒临的基础。但是，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中国却始终坚持美国必须同台湾“绝交”、“撤军”、“废约”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准则一直贯串在中美关系畸形化的波折过程中，为此，中国对美国试图制作“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诡计进行了一次次坚决的斗争。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又一次到达高潮。在中国和许多伸张正义的友好国家坚定不移的斗争下，联合国终于把公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赶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在这个中国外交的宏大成功中，最高决策者毛泽东运筹帷幌、决胜干里的领导功绩是不问可知的。

　　1972年2月28日，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正当席位的恢复，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广泛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扫清了途径。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新热潮。我国外交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官方交往未几。世界上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接触不断增多，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理解，开始在各个领域发展交流与协作。中国更加全面、积极地参加到国际事务运动中去。

　　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关联的改良，转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两家为首划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确实破在世界局面中增添了新的稳固因素，使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凑合苏联霸权主义的要挟方面，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和局部第三世界国家基于独特的斟酌，实际上结合起来，增强了抵抗苏联扩大的力量。中国外交新局面的翻开，不仅为海内建设发明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商业、科技等范畴发展交换配合开拓了辽阔远景。1972年，我国中止了4年的对外引进工作又得以恢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下，我国开端从国外入口43亿美元的成套装备和单机。这次引进，攻破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帝国主义始终在经济上封闭中国的局势，进一步扩展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关系，增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巧进步，也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古代化建设筹备了必定前提。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并非仅仅存在外交史发展的个别意思。实际上，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牢牢联系着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由狂热转向求实，由迷惑转向冲破的过程，因而成为“文明大革命”时期别开生面，承前启后的一个领域。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反对霸权主义，完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在战后一个时代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营垒，现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团体已经支离破碎;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纭获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从前的很多概念和大体界定已经不能反应事实状态。在新的情势下，中国如何保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温和民族独立，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中国领导人须要从实践上答复呈现的新问题。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活动范围日益广阔。中国外交造诣的取得，证实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实行外交政策调整的正确性，也为新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国际形势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刻。在他进入80高龄后，仍不知疲倦地在国际问题长进行着新的理论摸索。

　　1974年2月，毛泽东在重复思考的基本上，经由演绎和概括，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以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宽大发展中国家眷于第三世界。在1974年月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殊会议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首次向世界说明了毛泽东这一新的战略思惟。以后，邓小平向外宾先容说，我在联合国讲了一篇话，实际上都是毛主席的观点，是一些新的语言。邓小平在又一次会面外宾时还讲道，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是毛泽东同道和咱们党中心经过好多少年的考虑才提出的。

　　划分三个世界的策略思维标记着毛泽东对世界战略格局的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从60年代后代界上各种政治气力经过火化、改选的新变更动身，在盘根错节的矛盾奋斗中，捉住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企图称霸世界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抵触，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大抵地勾划出了当今世界格式的主要特色。这种划分，凸起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气的矛盾，指出苏联跟美国一样已经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是新的世界战斗的本源。在苏美两霸中，苏联“尤为恶劣”。

　　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强调了第二世界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及联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重要意义。

　　这种划分还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定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权势，永远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边，永不称霸。中国要联合世界上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普遍的国际反霸同一阵线，为反对战争和侵略，争夺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这一新的理论中，毛泽东依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前期提出的“两个旁边地带”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明白地回答了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应该依附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重要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准确处置各种国际关系供给了理论根据，成为制订国际战略和策略的起点，在新的形势下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毛泽东以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实力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这种尺度实际上波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一是由各国经济发展所决议的国力强弱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经济权利，打破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抢夺寄托了深切冀望。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的发言中，表白了毛泽东的这种盼望?“一个国家的国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坚固政治独立必需阅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整的、不强固的”。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70年代后正在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民族独立活动作出了新的总结。这一总结表明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经济事务也不应当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摆脱贫困落伍状况，为在同等互利的基础上树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依照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的大环境中，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明确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及有关政策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突破。与此相联系，从1974年下半年起，他不断地在国内工作中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伟目标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生涯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与毛泽东此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欲望是一致的。同样，这一思想的明确，也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1975年坚持的种种主意中，如要抓生产，加快经济发展;放松科技、教导建设;坚持按劳调配，反对均匀主义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坚实而有力的理论支柱?“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2]。

　　接洽到7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不丢脸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的总体认识，也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外交中始终坚持的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把持，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动摇态度。这种适应历史变化的时期精神与始终不变的革命立场的统一，表现出巨大的无产阶层革命家毛泽东在人生暮年，与时俱进的精力风貌和永不衰竭的革命热忱。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到造成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完全的过程，记录下了毛泽东暮年为了中国的独立、安全、统一、强盛殚精竭虑，矢志不渝的重要侧面。

　　不应否定，作为一种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在提法的迷信性和谨严性上还存在不足之处;此外，这种划分在对各个国家详细情况的认识上也有分歧乎实际的方面。但是，瑕不掩瑜的是，在毛泽东对于世界格局的大致划分中究竟提供了前人未能、或未能如此明确地提出的认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敢于突破、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活力。正因为如斯，这一理论完善了70年代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在领导我国外交工作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准备。毛泽东80岁那一年，有一次他会见一位本国元首，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抒发了这样的观点:环境逼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依环境，依大势，随着跑。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话看作是毛泽东思考国际问题时思想变化的心坎写照。可以说，在毛泽东晚年，恰是这种从外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活气和务虚精神，使他一步步地贴近历史发展的客观变化，不断地打破和发展原有的思想认识，从而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履行了新中国历史上具备重大影响的外交政策调整，从基本上扭转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处境，开辟出中国外交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现在，毛泽东分开我们已经有17个年头了。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与他在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晚年制定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80年代，邓小平在继续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将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间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今天，每当我们放眼世界，在一个相对稳定并根本上打开了外部联系的国际环境中回想我国改造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仍旧可以觉得70年代毛泽东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贤明决议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个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么的变化，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劳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

　　（张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